被遗忘的民国传奇女性：在荒诞中反抗，在绝望中坚持

她被史学家唐德刚称为民国最传奇的三个女人之一，她出生于晚清时期浙江嘉兴的一个诗书礼乐之家，却巾帼从戎，豪气干云，组建了民国第一支女子革命敢死队。

她曾贵为国务总理夫人，家中往来者非富即贵——孙中山、徐世昌、蒋介石、冯玉祥，晚年却飘零异国，一生事业付诸东流。

她青年时被申报称为“女中豪杰”，中年被举国唤作“贼夫人”，晚年又成了村民口中的“大善人”，胡适口中可与李清照比拟的“女史”。

她就是一位已几乎被当下遗忘的民国传奇女性——沈亦云。

沈亦云一生的命运，与整个近代史息息相关。阅读她的一生，既是从一个被遗忘的人物与视角重新看待那段风云激荡岁月，更是在看一个女性，在一个政治压倒一切、席卷一切的时代，如何“奋起反抗”、“苦撑待变”、以及历经种种岁月沧桑之后的“宠辱不惊”。

在荒诞中奋起反抗，在绝望中坚持真理，是亦云人生的第一阶段。

1911年，辛亥革命骤然爆发，在传统的观念看来，“革命本非闺中事”，跟同盟会素无来往的亦云，面对死亡的威胁，怀揣期盼国家改革、实现国民自由的理想，在上海组建女子敢死队，她带领大家做制服、募钱物、印传单、学救护，奔赴南京和汉阳支援前线战事，一时引起轰动，亦云后来回忆说：“受国恩深重，患难与共，是我最小限度无可如何之报答。”

苦撑待变，隐忍求安。是亦云人生的第二阶段。

在革命的炮火中，亦云结识了时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的黄郛——后来民国政坛中的国务总理、蒋介石的结拜二哥。二人结为伴侣，这场相知相识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亦云的人生轨迹。

1933年，蒋介石为了“北伐大业”能够彻底完成，选择和日本人妥协——时任外交部长的黄郛成为了牺牲品。

面对民众，黄郛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略往往被误解为丧权辱国，人人喊打，恨不能群起而诛之；而在政客那里，黄郛又成为替罪羊和遮羞布。

▲留日时期的黄郛（左）和蒋（右）

外界与亲人潮水般的诘责犹如当头一棒，黄被斥为“卖国贼”，亦云被斥为“贼夫人”，亦云却并不辩解，只是在书中写“打落门牙带血咽”。

时代与使命的过错，其实何需个体来补，又岂能补？有些事，有口难言，有口难辩。纵有万般苦衷，总得有一个人担。

在亦云看来，有的时候，死反而是容易的，活着就要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，更为艰难。

宠辱皆忘，去留无意，是亦云人生的第三阶段。

于世于家不容，亦云亦不留恋繁华，心甘情愿陪同黄郛隐居到浙江莫干山，在那里，二人走遍莫干山的每一条路，认识每一位村民，倾家荡产的办学校、办牧场，致力乡村建设，俨然村长的模样。

亦云曾说“有人以为我们家‘高蹈隐居’清福，但我们是很寂寞的；有人以为我们有‘离群索居’的怪癖，但我们始终是热情的”。在乡村，亦云度过了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最美丽的岁月，也度过了和丈夫最后的时光。

▲沈亦云与丈夫黄郛和女儿合影

1936年，被查出肝癌的黄郛，不久即告不治。亦云孤零零回到莫干山，秉承着爱人的遗愿，以羸弱身躯勉力支撑学校、牧场的建设、养蚕、养牛。

1949年之后，斗争清算之风吹来，亦云恐自己身份特殊，波及他人，将牧场、学校等余下事业交政府接管。于是，时年近六十岁，本欲坚守乡村事业的亦云经上海而至香港，最终漂泊海外，在离开杭州的客车上友人请的一碗蛋炒饭，成了亦云与故国的最后记忆。

在海外，国共两党都曾想拉拢亦云，然而亦云始终保持独立，礼貌拒绝，唯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亦云参与口述民国史的计划时，亦云同意了，他拿出自己早已写就的回忆录，序言：“贡献一点事实，即贡献一点历史”。

▲沈亦云《亦云回忆》内文

从鲜花着锦到无人问津，她将一生苦难熬炖成一部回忆录，慰藉亡夫英灵，她的写作为一份共同的情感回忆，也为文化、历史之存续。正如亦云所说“可珍贵之史料，其间实含有可珍贵之人情”。

胡适读罢后叹道，亦云笔下个人播迁中的国变家忧，唯有李清照千古名篇《金石录后序》可相比拟。

《亦云回忆》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，没有枯燥的说教，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。历经十年写就，几经增删补正，又由口述史大家唐德刚协助整理成稿，可读性和历史价值的双重保障，使本书兼具文学的生动与历史的厚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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